这真是一个前体育记者职业生涯里最爽的时刻——你看，我连“之一”都不想加。

　　1994年夏天，一台20英寸的电视，世界杯比赛像磁石一样，把10岁出头的我整个吸住了。那时候哪知道什么命运齿轮，就是觉得好看，一场接一场地看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连规则都搞不太清楚的小孩，到底在看什么呢？

　　意大利队决赛输掉的那个清晨，我用堂哥家的座机拨了新民晚报的世界杯热线。结果报纸上读者来电那一栏，没我名字。说实话，也许就是那种“我想说，想让更多人看见我”的劲儿，让我打了那通电话。后来，这股劲儿推着我当了记者——很多年体育记者。

　　2006年德国世界杯，我老远跑去英格兰队训练场，被中卫特里一脚远射砸中脑门，这事我写进了稿子。第二天，某权威媒体记者列了世界杯十宗假新闻，我的报道赫然在列。兜了几圈才弄明白：原来有英国记者也写了这事，但把我写成了日本记者。后来读到马尔克斯一篇杂文，说“枯坐终日没话找话的人，随便翻翻报纸就够了”，我立马想到那位同行。

　　德国之后是南非。地陪告诉我们：“遇到匪徒，一定要配合，千万别紧张——他们其实比你们还紧张。”我们整天做好被入室抢劫的准备。同屋的无锡大姐教我：“现金塞米袋里。”出门只能包车，司机主业是中学老师，世界杯期间开出租赚点外快。一个休赛日的傍晚，他带我去了一处贫民墓区。十字墓碑零散地沐浴在夕阳里，没有进口，也没出口。我当时想，死亡本身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程，那些墓碑摆出一股彻底的弃绝姿态。

　　决赛前夜，两个街上偶遇的男孩带我到某商场最高层一家餐厅门外。“西班牙队在里面吃饭，”他们压低声音，“没人知道这秘密。我们可以带你过去，但你要保证寄一份报纸给我们。”南非的六七月份冷得要命，我隔着羽绒服拍了拍胸脯：“当然，说话算话！”我们就守在门口，看着整支西班牙队进进出出——包括主帅博斯克。我试图从飘过的只言片语里窃取情报。瓜迪奥拉经过时，我轻声打了个招呼。他以为是要合影的球迷，说：“我现在有事，等会再经过，到时候拍。”几分钟后，他果然远远走来，可一阵莫名其妙的自尊心让我偏过头去。很久以后，我带着一丝内疚想起，自己没兑现对那俩男孩的承诺。

　　又是四年，巴西。法国出局时，格里兹曼掀衣痛哭。隔年，我和他在衡山路上的酒店里相对而坐。我问：“待会儿采访，你想说法语还是西班牙语？”他毫不犹豫选了西班牙语。我当时心里一颤——到底是什么经历，让一个人情愿抛弃母语？这对你是问题吗？反正对我是的。这就是足球最迷人的地方：我看球，看到的是它喻示的人生；我写球，更关注的不是比分，而是制造比分的人当下的心理。

　　那种想探究、想刨根问底的决心，一直激发我的采访热情。当那些关于人和人性的疑问被解开时，我会有一种隐秘而无上的快乐。南非世界杯上还有一件事反复纠缠我。法国前锋阿内尔卡因为被《队报》记者爆出在更衣室辱骂主帅，被国家队开除。看到消息，我一遍遍问自己：如果当时我是那位记者，会不会做同样的事？答案是会的。记者的标准，有时候和普通人的标准不在一个衡量体系里。报纸上登出他等飞机回国的照片：黑色连帽衫，宽大帽子盖住整个头脸。我盯着那张照片，特别想知道那一刻他在想什么，更衣室里那番辱骂是不是真的。两年后，问题终于有了答案——当时他已成了申花一员，亲口满足了我的好奇心。

　　这真是一个前体育记者职业生涯里最爽的时刻！你看，我连“之一”都不想加。